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是临淄、广饶、益都、寿光地区人民的一支主要的子弟兵。这个团的历史很曲折，而且已过去了二十二年。我是尽力想把它写得完整些，至于是否正确，还要请知情的老同志校正，特别是杨国夫、陈梅川、崔振华、陈洪波、刘春圃、韩连贞、孙玺玉、许云轩、黄铸九等同志指教。原有十团指战员的绝大多数，已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。团级干部有刘斗辰、李希晨、岳拙元同志；营级干部有吕乙亭、任圣符、连东壁、崔亦鲁、安硕亭、徐东洛、崔栋生、李光荣、寇芝田、王渭源、李守本、于警钟等同志；连的干部有张林、陈大学、寇方田（县科长）、王寿昌等同志，以及大批排班干部和优秀的战士，他们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。我对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百不记一，愧歉之至。希望今后在整理烈士史时幸勿遗漏。烈士们永垂不朽！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日寇长驱直入，国民党政府丧师失地，望风披靡，官则卷款潜逃炒股平台配资，兵则流散为匪，正所谓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人民群众自“九·一八”以来民族民主革命的怒火，更加旺盛地燃烧起来，对国民党政权表示了无比的憎恨；对共产党、八路军表示了爱戴和向往。坚决地要求抗日，要求民主。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形势。当时，临（淄）、广（饶）、益（都）、寿（光）地区广大军民始终处在抗日民主力量和反共投降势力的斗争中。一方面，以国民党投降派为代表的地方势力，利用人民要求抗日的情绪，和知识分子中的“正统”思想，依靠原有的地方民团、警察武装，大量收编土匪和散兵，打出“抗日”的旗号，欺骗与奴役人民。如临淄的冯谦光（国民党临淄县长）、王尚志（兰衣社分子，即复兴社分子，下同）的“别动队”，广饶李寰秋的“保安十六旅”，寿光张景月的“保安十五旅”，博兴周胜芳、傅象坤等部，都属于这一类。所谓“司令如牛毛，土匪皆团长”者是也。他们在国民党省政府头目沈鸿烈等人的指挥下，干尽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，先则与日寇和平共居，继则与日寇合流，变为投降派或“皇协军”。日寇投降之后，又变为蒋介石的师长、旅长。这些牛鬼蛇神，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铁流的冲击之下，他们不能不由大变小，由强变弱，最后为人民所消灭。另一方面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这些坚决抗日又坚持民主的人民武装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。那时，有起自寿光的马保三、韩明柱同志领导的八支队，有起自邹（平）、长（山）的马耀南、杨国夫、霍士廉同志领导的三支队，和开始隐蔽在临淄“别动队”中，一九三八年七月正式揭出八路军旗号的三支队第十团，还有起自益都的十支队，和起自博兴的陈竹村部队等等。尽管这些部队一开始在形式上比较弱小，但由于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的革命力量，因而它是不可战胜的。它在同日寇不断战斗以及在反击顽固派、投降派的斗争中，不断发展壮大，由小变大，由弱变强，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顽固派、投降派，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同知识分子有着较大的联系，在上述斗争形势下，知识分子队伍所起的变化大致如下：一部分主张抗日民主的人，他们从宣传抗日救亡、教育群众、组织群众，争取民团武装入手，建立抗日武装。他们有的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，或者积极寻求党的领导，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。其中一小部分人，在战争艰苦的年月里又分化出去，绝大部分则在革命与战争的锻炼中，成了党的干部。他们主要是贫苦的知识分子或是受革命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。另外是所谓“流亡派”，他们主张并号召知识分子逃到蒋介石的“大后方”去。其理由，据说是“为国家保存人才”。这些人中，有中学教员、大学生，及一部分高中学生，多是“正统”思想极严重的人，也有少数盲从者。这些到大后方去的人后来转回家乡，少数人参加了敌顽阵营，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。如益都师范校长徐轶千，学生商拙亭、赵景周，临淄中学校长于景梁等都是这一类。再是所谓“稳健派”，这些人开始既不积极抗日，也不主张流亡，是中间派。他们要看形势发展如何，分出谁胜谁负，然后出山。他们中的大部分，后来参加了八路军。一少部分参加了保安旅，这些人抱着地主阶级观点，仇视人民的新生力量，他们宁肯参加“保安派”，如于百川；或者投靠日伪，如李中肃；也有先是”速胜论者”，认为乌云瞬息即过，后来变成“亡国论者”，干脆当了汉奸，如于希夫等人。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，就是在上述形势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。虽然它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，但毕竟是党所领导的临、广、益、寿地区的一支人民的子弟兵，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一支武装力量。
在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华北地区很快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。这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群众运动开始蓬勃发展，临淄西关小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策动武装抗日的中心。主要成员包括李希晨、陈梅川、崔栋生和我，其中李希晨是刚出狱的共产党员，其余都是普通群众。由于处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，我们的活动采取了合法的形式。我们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。一是深入学生和家长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，组建化装讲演团，四处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，激发民众的武装抗日意识。我们对高级班的学生进行武器使用的训练，对区民团进行定期授课，宣传抗日思想，讲解游击战术。二是在社会关系中秘密收集枪支，为建立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，但进展有限，只收集到三支手枪。争取区民团的工作也遭遇困难，起初他们不愿听课，后来甚至拒绝上课。在临淄西关小学的校门上，出现了一条由粉笔书写的标语：“李××是共产党”。不久，国民党公安局通知禁止学生进行打靶演习。这些事件表明，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已经遭到了县内头号绅士、大地主王子相的破坏。王子相在辛店车站宴请冯谦光（县长）和陈瑞符（三区队长），并表示陈××、李××图谋不轨，预示着临淄县将不再属于县长。为了响应抗日号召，我们决定组织一支学生志愿军。李笑文，一名国民党党痞，向我们保证会向县长提出组织学生的计划。不出所料，冯谦光、王尚志、李笑文等迅速建立了联系，冯谦光最终当上了司令，五个区的队长也成了大队长。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名为“学生志愿军训练团”的教导队，我被任命为队长。为了组建教导队，我们进行了招生，最终录取了除两个蓝衣社分子外的计划中人选，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李希晨和李清桂同志。训练计划原定三个月，但随着日寇占领洛口、进入周村、张店，临淄城的局势日益紧张，训练仅进行一个多月便被迫中止。此时，迫切的问题已不再是训练，而是如何获取武器装备。在日寇占领张店后，蓝衣社分子李熙光带来了一批武器，我们利用这一机会，通过李笑文说服李熙光暂时借出武器，成功收集了一批枪支和弹药。学生们抱着新得到的武器，划破夜幕，离开学校，前往临淄西南方的中埠村，这标志着我们初步建立了一支武装力量。在中埠村，我们面对的是一次实际的抗日战斗。经过精心布置的伏击，我们成功地击退了从张店东进的日寇，缴获了敌人的手枪、战刀和战旗。尽管这次战斗规模不大，但它标志着日寇东进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打击，对“学生军”的发展意义重大。这一事件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武装力量，使得警察和民团不敢轻视我们，原计划缴械的阴谋也未能得逞。虽然县长冯谦光对战利品表现出了兴趣，但并没有真正支持我们的行动。后来，他凭借从我手中拿走的日本战旗，在国民党专员张里元面前吹嘘所谓的“辛店抗日”战绩，其行为可谓无耻至极。然而，我们最终还是将这批借来的武器留在了“学生军”手中，成为了我们宝贵的家底。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后，我们的部队迅速发展，正式建立了党组织，在清河特委的直接领导下，党员人数不断增加，包括岳拙元、任圣符、吕乙亭等同志都是在这一时期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我们还建立了政治处，加强了党的领导工作，同时进行了兵工厂和医院的初步建设。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高，成为一支在胶济线地区对抗日寇进行小规模战斗的重要力量。随着部队的发展，我们面临着来自蓝衣社分子的威胁。他们试图通过拉拢部队、建立自己的特务分队等方式巩固地位，并在连队中挑拨离间，企图引发兵变。最终，我们采取果断行动，解除了王尚志司令部的武装，逮捕了所有蓝衣社分子，并将他们驱逐出境，成功加强了党的领导工作，巩固了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。在这个时期，我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进展，还与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，进一步稳固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，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于治堂，一个来自临淄的国民党官员，靠着陈瑞符部队的保护和封建势力的支持，对我们进行刁难。在那段时间，CC派与复兴社之间存在矛盾，当王尚志被清除，我们队伍的旗帜更加鲜明时，于治堂开始采用更加毒辣的手段，利用县长的合法地位，切断我们的物资供应。我们则成立了动员委员会，自行负责管理，实行公平的负担制度，确保贫农免于负担，而地主和富农则需承担更多。于治堂还散布谣言，声称“奉沈鸿烈主席的命令，所有游击部队必须得到政府的承认并进行登记，否则视为非法”，登记标准则是“一人一条枪，枪必须是‘汉阳造’”。对此，我们揭露了他的阴谋，坚定地不接受这套说辞。面对不听劝告的于治堂，他请来了所谓的“省政府特派员”王念根，企图通过威胁和利诱解决问题，但被我们直接驱逐。接着，他又拉来了李笑文来“疏通关系”，我们则用驳壳枪弹来招待了他。于治堂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地失败，这让他十分伤心。为了打击封建势力，我们组织群众没收了王子相的“官盐店”，将盐分发给群众，这使得王子相几乎气得死去活来。我们还武力收编了耿兰亭的第五区民团区队，压缩了陈瑞符的势力范围，让他的脑筋大伤。此外，我们还接收了从铁路上带武装来投奔我们的安硕亭、刘竹溪、寇方田等年轻人，这使得陈瑞符非常愤怒，说我们挖了他的墙脚。最终，于治堂被我们赶走，陈瑞符与我们的矛盾也由冷战升级为热战。在杨国夫同志的率领下，三大队正式改编为三支队第十团，我被任命为团长，陈兴为政治委员，刘斗辰为副团长，李希晨为政治处主任。下设三个营，十一个连。随着队伍的建立，我们对敌斗争和反顽斗争也逐渐紧张起来。陈瑞符勾结博兴的周胜芳，企图占领我们控制的大夫店、苇子河一带。但陈瑞符并没有胆量出临淄城，我们便迅速包围了临淄城，最终成功解放了县城，彻底消灭了陈瑞符这个封建势力的代表。在这一期间，日寇只限于维持铁路交通，暂时没有力量向内地进攻。陈瑞符在占据临淄县城期间，与胶济线的日寇“和平共处”，使得辛店车站东西两侧的安全受到了威胁。在我们控制的地区，如金岭镇、淄河以东等地方，则经常发生翻车事件，因此日寇对陈瑞符十分赏识。临淄城被解放后，辛店一段铁路线就不断遭受我们的破袭，铁轨被运到兵工厂。日寇对此感到不安，对我们的进攻也感到威胁。在解放临淄城的第一天，日寇就从辛店车站向县城发炮威胁。九月，日寇占领临淄城后，我们对其进行了围困打击，日寇再不敢轻易出城。在面对顽固派的围剿时，我们根据分析判断，决定放弃淄东，集结兵力于苇子河、刘地官庄一线，迎击西路的敌人。随后，我们以严阵以待的态势应对了四路敌军的进攻，最终迫使他们撤退，粉碎了顽军的围剿计划。随着这一系列的斗争，我们迎来了1939年的元旦，队伍在苇子河坚守阵地，迎接新一年的到来。
在1939年1月21日，日本军队占领了广饶县城，切断了辛店到石村的公路，并相继占领了寿光和博兴等县城。国民党“保安”部队如丧家之犬，惶恐不安，整个鲁东平原笼罩在紧张气氛中。我军为了打击日本军队，在城北岳家庄辛石公路上，以三个连的兵力配合民兵抬枪队，伏击了敌人。我们设伏的围墙紧靠公路。早晨，十一辆装满了日本士兵的汽车从临淄城开来，日本士兵完全没有察觉，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埋伏圈。我们战士的枪从枪眼里伸出来，几乎可以触到日本士兵的胸膛。除了预先指定的几支步枪专打敌人司机和轮胎外，所有的步枪、手榴弹和抬枪像雨点般地倾泻在敌人身上。霎时，前几辆汽车完全不能动了，最前面的四辆汽车的日本士兵大部分死在车上。剩下的三个日本士兵中，一个冲到土墙内，扔了一颗手榴弹没有炸，接着被打死了。另一个日本士兵爬在汽车底下向我们开枪，被一颗手榴弹结束了。最后一个日本士兵则抱住一个汽油桶作掩护，吱吱哇哇地乱叫，一粒子弹穿过汽油桶，他随着油桶仰面朝天倒下去，再没有叫唤一声。最后三辆汽车的敌人，由于离我们火力点较远，只有不到半数幸存者，据车顽抗，用火力封锁了我们的出击口。日本士兵最后凭借一条沟向我们的背后迂回过来，以密集的子弹向我射击，迫使我军左翼撤退下来。估计到敌人很快增援，于是我们凭借熟悉的地形全部安全转移。我军伤一亡一，敌人二百人有半数伤亡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后来检讨这次战斗的缺点：发枪太早，只有左翼部队截击了敌人，右翼没有参战，使敌人后队能够向我迂回，这是经验教训。但是骄横一时的日军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。同时对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鼓舞很大，使那些扰民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派，在人民中更加孤立起来。1939年3月间，十团又在临淄和广饶之间的赵家庄伏击敌人，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。但我们战后未及时转移，在苇河被敌包围，受了些损失。经过这两次战斗，迫使敌人不得不把公路搬了家，远远地离开了村庄。我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，又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，相继建立了妇救会、儿童团的组织。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，以土炮、抬枪、红缨枪为武器，站岗、放哨、盘查汉奸、传递情报，接连不断地破袭敌人的交通线，逐步形成了全民抗日的群众运动。1939年春，司令部决定，调十团二营去路南整训，并调许云轩同志为二营营长。由团政委罗文华同志率领，随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南下。考虑到敌人可能扫荡，我带一营、特务连随杨国夫司令东去寿光开展工作，副团长刘斗辰同志带三营活动于益都、临淄地区。就在我离开的期间，刘斗辰同志在益都杨家营被日寇重兵包围，激战竟日，最后英勇牺牲。牺牲前，他把武器拆散打烂，不使落在敌人之手。这位饱受旧社会风霜的老军人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这次战斗，是十团建立以来所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。在我赶到战地之前，当地群众已协同三营和突围部队，包扎了受伤的同志，收敛起烈士的遗体，拭净了他们身上的血迹，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好像对待亲人一样的收敛牺牲的烈士。大破袭根据司令部的命令，我们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来打击日寇的气焰。以连为指挥单位配合抗日自卫队，西起金岭镇，东至青州站，分段负责，一起动手。任务分为两个方面：两头的埋地雷，专炸敌人的火车头并袭击列车；中间的派兵包围敌人车站据点，掩护自卫队拆除铁轨，连同路轨夹板一同运离铁路线埋藏起来，道钉则全部带走。一夜之间，三个火车头中雷炸毁，列车象死蟒一样脱轨不动了。大段铁轨被拆走，若干涵洞被炸毁，使敌人在胶济路的运输瘫痪达一月之久。破袭的夜里，群众看到远近都有人打击敌人，听到东西两方都有雷鸣般的轰炸，他们兴奋地说：“鬼子呀，鬼子！看你再来杨家营胡闹不？”太河惨案1939年四月，十团奉命派三营营长吕乙亭同志，带两个连护送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等同志去鲁南。路经太河（博山）王尚志部驻地，因我队领队同志麻痹大意，陷入他们预设的伏击圈。鲍主任、潘团长、邓科长、吕营长等同志被当场杀害。部队一部突围，大部伤亡或被俘。四连指导员张林、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同志被俘后坚强不屈，被敌人活埋于五色堐。这就是有名的“太河惨案”。这个惨案的凶手是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秦启荣、王尚志、聂英、王育民（王尚志侄子）、李子廉、潘然台、韩慎吾、赵继尧等。这些刽子手的大部分，如秦启荣、李子廉、赵继尧等已先后落入人民法网，有的如王尚志、王育民等已死掉，有的下落不明。
惨案发生后，杨司令命令我带五个连（一营全部及特一、三两连），连夜从淄东出发南进，与司令部会合于博山太河、下册。在这里，我听了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同志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。刘家井大战五月，随杨司令路过路北来临淄。司令部与清河特委决定，编益都地方部队陈乙斋部充实三营，陈乙斋同志担任营长。然后随杨司令西去邹（平）、长（山）炒股平台配资，与马耀南司令及本支队各兄弟部队会师于邹平刘家井。（此时三支队特务团大部及十团二营仍随霍政委驻淄博池上、太河一带整训。）这是三支队第一次规模最大的会师，士气非常高涨。六月六日，日寇调集重兵，合击以刘家井为中心的我军阵地。我军坚守阵地，奋力阻击。从拂晓战斗到中午，敌人开始推进至刘家井外围。它先以重炮轰击，然后以密集的火力冲锋，但均被我击退。我军据守围寨，与日寇肉搏苦战，从中午到日夕，敌人三次增援，伤亡八百余人。最后我军乘黄风迷漫的机会，退出阵地，转移到刘家井西南大碾村。整天的战斗，给了日寇以重大杀伤，成为渤海抗战史上的一次重大战斗。当日我军虽有伤亡，但士气极为高涨。当我军转移时，在炮火尾声中，群众男女老幼，四面八方赶来慰劳部队，他们似乎没有听见近在咫尺的枪炮声。黄昏后，我军在章丘附近集合休整。夜里，司令部决定仍向东转移，十团部队宿营于窝村（距刘家井不远），作为司令部南面的警卫哨。由于驻地仍在战地腹部，预计到天明敌人可能扫荡，全团指战员连夜做工事，一直守在工事里。辰牌时分，日寇大队汽车和骑兵直向窝村南面扑来，距敌二百码以内，展开了阻击。接到转移命令时，敌人已突近前沿。我们估计到敌人以快速部队追击我军步兵的不利形势，遂集中所有骑兵向东北方撤退以诱敌，同时令步兵向西北方司令部驻地转移。此时秋苗方生，一望平野，敌人见我骑兵突围，果然以车队猛追。我骑兵专走松软崎岖之路，得以摆脱敌人火力。至邹平辉里庄，集合到部分部队，知其余部队已由一营长王翰西率领直去临淄。夜间我找到杨司令汇报了情况，奉令转回临淄。十团在临淄苇河一带隐蔽集合，检查损失四十多人（后来有三十多人又从司令部归队）。一九三九年六月，清河地委书记景晓村同志到了十团，报告了政治形势，对部队鼓舞很大。不久，我们在广饶军屯子设埋伏，伏击大王桥出动的日寇，将日寇一个班大部击毙。缴获了六五机枪一挺，十团第一次有了机关枪，士气大振。我们开始到处袭击敌人据点，发动民兵不断破坏敌人铁路、公路和桥梁。自刘家井大战以来，游击战争的火焰，在临、广、益、寿地区强烈燃烧起来。这时十团收编了临淄四区的王六部队，为十团独立营。这个时期，日寇集中力量对保安旅进行诱降性的扫荡，给我们发展武装和扩大根据地一个有利时机，因此发生了“平原山区”的争论。即平原游击战争能否坚持的问题。后来徐向前、王建安同志批评了那种对平原游击战争没有信心的错误态度，决定三支队全部回到路北平原，这个争论才彻底解决了。所以提到这件事，是因为这是三支队战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，其中关系着清河八路军和根据地发展的问题。一九三九年八月，马、杨司令东来途中，马耀南司令不幸牺牲。杨司令旋即转去路南，不久发生了“淄河事件”，秦启荣、王尚志进攻我三支队于太河、朱埸一带。十团路北部队接杨司令急电，即集中全部（包括王六部队），越过铁路，冲过王保团防线，当夜抢占对面之天堂寨，同时占领虾蟆岭，直逼井桶。拂晓，顽军昏头昏脑，叫骂着“冯毅之土八路”冲上天堂寨。我部以近距离密集火力将其全部歼灭，并进驻井桶，很快与司令部会合。不久，又收编了益都顽军王保团之蔡建亭部。三支队在王建安同志主持下进行了整编，取消团的建制，作为支队直辖营。我调任副支队长。十团历史至此告一段落。以后，清河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向平原全面大发展的新阶段。以上是八路军三支队第十团的建设、发展和战斗的历史。只能作为参考素材，不妥之处请知者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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